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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的驱动因素和影响评估

发布时间:2018-10-11
  分享经济的驱动因素
  在分享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中,宏观经济因素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互联网的发展。数字技术使得人们以点对点的方式连接,并在交易过程中产生交互,从而提升了服务的可及性,降低了分享的交易成本,使消费者具备了服务生产者的特征,使得闲置资产成为了提供服务的工具,同时帮助克服了信任、声誉等一系列制约分享行为的障碍。还有一些研究将分享经济归结为金融危机的结果。协同消费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恰是源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生的大量失业和消费替代。欧洲经济和社会协会EESC(2014)的报告显示,对于汽车、房间等资产的协同消费,反映了危机时期消费者对于低花费和新的收入机会的追求。消费者选择分享更多源于经济原因即省钱、便利及高质量服务,而并不十分考虑政治因素及环保等。对社群意识的认同和增加社会联系的渴望,是分享经济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很难通过分享平台获得可持续的社会联系。Dubois cta1(2014)对于银行的案例分析表明,绝大多数消费者对于通过平台建立的社会联系感到失望。Fenton(2013)基于远程访问技术的研究更是指出,交易的双方通常再也不会碰面。此外,对环保的重视也是驱动分享经济的主要因素;分享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斯德哥尔摩数据的分析显示,分享交通节约了3%的里程并减少了5%的汽车使用量,因而有助于环境保护(Uber,2015);对北美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分享交通可以显著减少行驶里程、汽油消耗和汽车购买需求,参与分享交通实践的家庭,平均汽车拥有量下降了50%;分享经济实践对于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但总体上看,分享经济在节约单位消费排放量的同时极大增加了消费规模,加上消费者的异质性极强,使得新商业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资源强度和排放,还缺乏结论性的研究成果。而市场定位和组织方式,连同其交易的货币化特征则是决定分享经济平台属性的最重要特征。
  中国经济的影响评估
  分享经济模式的兴起,改变了一些液压机械行业的竞争格局,也激发了政府和传统服务运营商对于公平竞争环境、服务提供者利益维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的担忧。分享平台的成功究竟是源于基于网络的技术创新还是因为钻了监管政策的漏洞,仍然有很多争议,是否应该对传统服务运营商及其从业者出台保护政策,对于欧洲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是不小的挑战——欧盟、英国等地已开始与智库机构合作,全面评估分享经济带来的法律、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分享经济由于标准化程度不高,多数消费者在接受服务之前对服务提供方的情况缺乏了解,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消费者权益就显得更为重要。故此,欧盟委员会近来发起了两项研究,分别针对欧盟传统出租车和分享交通以及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调查;除了法律手段之外,分享经济基于互联网的特性,将通过声誉反馈机制的作用尽可能地解决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消费者总能从在线服务评价和其他信息分享工具中找到更多更好的选择,从而避免形成柠檬市场。然而,针对分享平台为促进信任而进行的一些市场设计,不少研究也指出,其将对老年人等不会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产生选择性歧视,而 Edelman eta1对于不同种族人群在Airbnb预定行为的随机实验则进一步表明,公开买家和卖家真实姓名的市场设计将使得具有非洲裔美国人姓名特征的群体比拥有白色人种姓名特征的群体预定成功的比例降低16%左右,且这种种族歧视的结果不因房主的种族、性别、有无其他房客和房间的价格而有所变化,这样的歧视行为将导致房主成功找到房客的概率降低65%。也就是说,信息在提升透明度、促进交易产生的同时,也为歧视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Rogers(2015)将关注点置于信息技术影响下低收入工作中就业规则与分配公平之间的关系,从安全、隐私、歧视的角度对Uber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指出Uber对于就业规则的长期影响依然是不确定的,但在未来却可能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拉入低收入岗位行列。Rosenblat-Stark(2015)则关注到了分享经济中就业者,通过对tiber司机论坛的长期跟踪和对司机的访谈,探讨了分享平台企业基于数字和算法的灵活就业系统对于从业者的监视和控制及其形成的信息不对称现象。Uber的系统、算法、粉末液压机客户服务代表、乘客和半自动绩效评估和评级体系,都直接构成了对司机的管理和控制,而远程工作管理和责任分配则加剧了分享平台同受雇方的权利不对称。
  在分享经济的社会效益层面,一些研究则关注到了Uber对降低与醉酒驾车相关的交通事故死亡率的影响及其机理。Uber(2014)最早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西雅图每日因酒后驾车被捕的人数因Uber的进入而降低了10%,但其研究因方法的严谨性(单一的城市估计)及城市人口、酒吧情况和更严格执法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质疑。Greenwood-Wattal通过双差法对2009年和2014年Uber X服务进入加利福尼亚市场进行了随机试验分析,并给出了更加稳健的结果。研究显示,Uber这样的分享交通平台增加了服务的可及性并减少了成本,使得每季度醉酒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了3.6%~5.6%;但在价格浪涌时段,消费者出于成本考虑将较少考虑使用分享服务,因而这种负影响并不显著。Fraiberger-Sundararajan通过构建一个基于P2P耐用品租赁市场的动态模型,论证了分享经济对不同收入阶层消费者产生的福利效应。模型假设消费者可以选择将其耐用品在分享平台上租赁或者是在二级市场上销售,交易成本和折旧率会随着使用强度、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资产利用率等异质性变化,通过使用美国汽车工业数据和两年间Getaround汽车市场交易数据,对稳态均衡状态下福利和分配效应进行了校准分析。实证研究表明,P2P市场对耐用品分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减少了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降低了市场价格并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具体到汽车市场会产生0.8%~6.6%的消费者剩余。进一步分析指出,同高于中等收入的消费者相比,低于中等收入的消费者所贡献的分享服务需求是前者的两倍;通过分享经济消费转移效应实现福利提升的最主要获益群体是低于中等收入的消费者,他们同时也是分享经济服务提供的主力军。
  Golovin则评估了分享经济对引入竞争、拉低传统出租车行业牌照价格的作用。许多城市都对出租车行业制定了严格的配额和准入政策,这不仅造成了服务提供者对消费者的剥夺、效率扭曲和经济损失(OECD,2015),而且人口的增长与牌照供应停滞之间的矛盾也引发了大城市牌照价格的暴涨,比如2013年纽约和芝加哥单一出租车牌照价格已经涨到了7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约是1970年的5倍以上,如果想成为出租车司机必须从退休的老司机处购买牌照;小型出租车队牌照上涨幅度更大。分享平台的进入,显著稀释了牌照作为一种资产的价值,使得执照的持有者利益受损。对此,都柏林的反应是解除对出租车市场的数量管制(价格维持调节),同时由爱尔兰政府成立“艰难基金”,支付高达15000欧元以缓解由资产贬值引发的损失。但普遍的认识是,政府没有义务赔偿出租车行业的损失。理解分享经济的三个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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